脱发已成为全民焦虑。而越来越拥挤的植发领域，同质化、低门槛的技术、持续被挤压的利润搭配居高不下的广告投入，想做好“头”等大事并没有那么容易
文 |《财经》记者 信娜 编辑 | 王小
随着年龄增长，头发在变少，发际线变高，好像要秃了，脱发让成年人焦虑。
这种情况可能是种错觉，但也会是事实。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调查数据显示，平均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脱发。也就是说，超过2亿中国人有脱发烦恼。
庞大的少发群体，使得植发行业迅速扩张，成为新兴的百亿市场。
可随之而来的是，激烈的价格竞争和居高不下的品牌投入。由于行业技术门槛低、服务项目同质化，加上逐渐拥挤的竞争机构，整个植发行业的暴利时代草草结束了。
一位业内人士向《财经》记者分析，一个百亿元量级的产业，广告投入快占到10多亿元，“有些机构的获客成本甚至抬高到了万元，整个产业处在一个虚火比较盛的阶段”。
脱发年轻化
蒋文杰调侃自己好像成了“网红”。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毛发移植中心的主任，这半年他已接受过六次采访。
中国人越来越重视头发问题，更多的是美学需求，他向《财经》记者感慨。要知道十年前，他所面对的受众大多是因烧伤或者外伤需要整形矫正的患者。
2019年2月26日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化妆品评价中心招募防脱育发液试用志愿者，这条例行发布的信息不到一天，便有8000人报名。三天内，报名人数超过2万。一次常规动作因为沾上“脱发”变得非同凡响。该中心负责人李利难掩意外，她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这只是一次例行信息发布，一般每年都会招募，测试防脱液的安全性。
脱发于人类而言，算是普通的身体现象，并不是一种新近的概念。但头发变少，正在变成一种危险的信号。耶鲁大学教授库尔特·斯坦恩在其著作《头发：一部趣味人类史》中这样描述，生长旺盛的头发会传递出身体健康、魅力十足和性能力强的信号。
掉落的头发，意味着身体最具象征与表现的部分在流逝，焦虑随之倍增。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艾玛·塔洛说，“头发没了，我们身上的某种气质或许就会遭遇社会性死亡，大家可能会感到羞耻、尴尬、失去自信甚至过度自卑。”
这种因脱发引发的情绪会像藤蔓包裹全身。
演员徐峥曾谈到自己20岁就开始脱发的痛苦，“45岁以后开始秃顶，你仍然是一位优雅的男士，你秃得名正言顺、理直气壮。但是你20岁就开始秃顶，你就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小人，你做所有的治疗都是一个笑话。”
脱发的原因有两种——生理性和病理性。前者如产后、老年性及季节性脱发，均属于正常生理现象。病理性脱发，则由于毛囊或头发异常、过度脱落，出现发量明显减少或斑状脱发。
现实是，脱发人群的年龄范围在提前并扩大。蒋文杰称，接诊中，最年轻的患者甚至不到20岁。
这其中，大学生群体尤为严重。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对全国643所大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显示，超五成大学生有脱发困扰，半数学生在大学期间开始脱发，超七成学生处于轻微脱发状态。
一个名为《我在清华掉头发》的校园调查，两年前曾在网络走红。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不到三天，就收到将近5000份问卷。约20%的学生曾被人说发际线变高，60%左右的同学感觉自己在不同程度掉发。学生自我评价认为，最容易脱发的院系分别是计算机系、建筑学院和数学系。
这次脱发调查的负责人徐亦鸣对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仍觉意外，“想到这个话题会受到欢迎，但没想到反响那么强烈。”她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这份校园脱发调查还登上热搜。在一些请教如何“防止脱发”的话题下，留言氛围颇为严肃。
脱发问题越来越年轻化与日常生活难分难解。蒋文杰分析，现代社会人们精神压力大，常熬夜，不规律饮食，都会加重脱发。
而随着年轻人对自己身体的持续关切，脱发不仅成了一个严肃的话题，还衍生出一个热门的产业。雍禾植发创始人张玉指出，现在来机构做植发的主要人群集中在25岁到40岁。
“一劳永逸”的改变
“我想要改变。”
大学刚毕业五年的王木，在工作中需要与人不断打交道。当发际线后退时，他开始修饰照片，让发际线看起来“正常”些。闲聊中，他会突然提问，“这几天我的头发有没有更秃？”
当王木的发际线无法挽回地退成M型时，2018年5月，王木决定改变自己，去植发。“这能从根本上改变我现在的情况。”他对《财经》记者说。
人的发量会不断减少，脱发不可逆转。从理论上来说，人每天脱发超过100根就需要就医。蒋文杰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平时在生活中，如果捋头发或者洗头时，掉下来一把头发，需要去医院就诊。
最常见的是脂溢性脱发，也叫雄激素源性脱发。医学研究已表明，这类脱发与男人标志性激素有关，即雄激素相关的二氢睾酮。二氢睾酮升高后，攻击毛囊导致其萎缩，头发生长期缩短。细软的头发节节败退，在头顶形成尴尬的“地中海”，亦或发际线频繁后移。
还有斑秃，作为一种非瘢痕性脱发，至今病因不明。不过，由于斑秃发病有时会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如白癜风、特应性皮炎等相连，有研究认为，斑秃的发生可能存在自身免疫的发病机制。
女性脱发也和激素有关。如果体内雌激素分泌不足，雄激素偏高，脆弱的毛囊就只会带来稀疏的头发。
王木去植发机构咨询时，医生先给他进行检查。如果脱发后毛囊仍有活性，意味着头发还有生长的可能，这个时候可以选择药物辅助治疗。如果脱发区毛囊已完全失去活性，才考虑手术。
并非每一个人都适宜做植发手术。蒋文杰说，如果植发时头发脱落频繁，新植的头发虽然浓密，但毛发脱落的趋势仍在继续。这样，会在新植的头发与原生发之间出现缝隙，造成“前浓后秃”。
王木回忆起植发过程，称那是一个漫长而美好的下午。持续将近5个小时的手术中，医生为他种了2300个单位的毛囊。
局部麻醉后，两名工作人员分别手持植发针，把王木后枕部的毛囊一一钻出，摆在一旁的托盘里。两个多小时后，这些毛囊被种到了需要的地方。针头与头皮接触的瞬间，有一种被叮咬的感觉。在这两三秒短促的来回中，王木已经开始想象，这些光秃秃的地方最终会长出头发。
植发，这是一种原理并不复杂的手术。从不脱发区，也就是人的后脑勺区，取出健康毛囊，将其移植到脱发区。蒋文杰将其比喻为“种田”，种植下健康的毛囊，希冀能重新长出头发。
国际通行的植发手术只有两种，切头皮条技术（FUT）和毛囊单位提取术（FUE）。前者需在脑后切一个1厘米到1.5厘米宽的头皮条，分离其中的毛囊单位后，再重新种植。后者需先局部剃头，再用直径1毫米的电钻头将毛囊单位接连钻取，经简单修剪分离后移植即可。
植发技术是1939年，日本一位皮肤病专家奥田章司偶然发现的。他在帮平民治疗战争中头皮烧伤时，发现移植的头皮可以继续长出头发。1959年，美国皮肤科医生Norman Orentreich提出“后枕部是植发优势供区”的概念，但直到过了近40年，美国外科医生William Rassman与同事才确立了FUT，即“切头皮条”的毛发移植技术。2002年后，毛囊提取技术被发明。
这两种手术均会留下瘢痕，无法避免，好在痕迹较小，可用头发遮挡。蒋文杰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，“两种手术各有优缺点，不能互相取代。”如由于头发生长的角度和内部毛囊角度不完全一致，用FUE方法取毛囊时，如果把控不好方向和深浅，会截断毛囊，影响最终成活率。
不过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因FUE手术操作更便捷，已成为大多数植发机构所提供的手术项目。
不论操作方式如何简化，植发仍属于整形外科手术范畴，需由正规医疗机构的执业医师才可操作。蒋文杰向《财经》记者提示了手术的风险，人的毛囊不能再生。如果医生对头部神经和血管不够了解，也许会造成毛囊的永久损伤。
手术效果也有一定的滞后性。蒋文杰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以雄激素性脱发为例，接受手术约九个月后，才能判断毛囊是否接种成功。新区域成活的毛囊会保持原有的生理特性，以正常的毛发周期生长。
王木做的正是FUE手术。接诊的医生告诉他，植发约一年，后退的发际线会恢复，额头的发量也会重新变浓密。手术后的几乎每个早晨，王木都会站在镜子前打量自己。半年后，新植的毛囊开始冒出头发。今年，他特地换了一个发型，大方地露出了自己的额头，他觉得自己终于做回“正常人”了。
资本眼看“香饽饽”
像王木一样主动了解植发手术的人越来越多。“五年前，在投放广告的时候，还需要重点介绍植发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现在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输出品牌的概念。”某植发连锁机构品牌部负责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这是一个迅速膨胀起来的市场。
张玉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十年前，我们一个月做30台手术就算高销量，去年一年手术量是4万台，月均3000多台，十年翻了10倍。他预计，今年的手术量能突破6万台。
无可否认的是，近五年，植发行业确实“火了”。很多资本都在关注着植发这个赛道。
一位关注医疗AI领域的投资人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以前不怎么关注这个领域的投资人也开始加入讨论，这是一个医疗领域内风险较低的行业，而且投入的成本有限。
植发机构也感到了资本热度。两家植发行业的头部企业均获得融资。2017年，雍禾植发获得中信产业基金约3亿元的融资。2018年，华盖医疗基金向碧莲盛投资5亿元，并战略控股。
一家全国植发连锁机构董事长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从去年到现在一年的时间，大概收到了接近30家资本方的投资合作意向。
植发行业的第一次发展得益于技术的跃进。2002年，FUE技术被引入中国后，大幅度降低了植发手术的难度。蒋文杰称，即使手术经验没有那么丰富，也可以快速上手，降低了植发手术的技术门槛。
这一革新性的技术，被部分机构宣传为“无痕手术”，与此前需要在后脑割下一块头皮相比，这样的“微创”手术确实让一部分脱发人群卸下了心理负担。
在张玉看来，第二次行业快车道发生在五年前，整个社会快速提升了对植发的认知。这其中，不乏明星“效应”的加持。
2019年，葡萄牙足球明星C罗花费2500万欧元在西班牙马德里开设了植发机构。最有名的植发明星要算是英国球星鲁尼，他曾花费数十万元人民币植发，让球迷们眼前一亮。
伴随着资本的涌入，植发领域的“玩家”越来越多。瑞丽诗集团董事长李巍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，在二三线城市，新出现了很多区域性的植发机构。同时，这几年，一些传统的整形机构也在增加植发科室，这个趋势很明显。
艾瑞咨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，2017年植发行业规模为92亿元，与2016年相比增长了约一倍。国际研究机构MRF的市场调研报告预计，到2023年，全球植发市场规模为238.8亿美元，未来四年的年复合增速为24%。
一位植发机构人士分析，目前，还有一些潜在脱发人群可以被挖掘，尤其是三四线城市。大麦植发连锁医院院长李兴东进一步解释了这类人群的特点，脱发很多，用过药物，也试了各种方法，效果都不好。这一部分人群中，可能会有人考虑植发。
暴利时代结束
“很值的投资。”王木称自己的植发手术，一共花费2万多元。
植发手术的价格，多以所移植的毛囊为单位计费，收费标准一般在10元到20元。十年间，植发手术的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李兴东认为，整个植发行业仍处在洗牌阶段。竞争过程中，价格没法提高。价格无法拉开档次的另一个原因是异常同质化的手术项目。
上述植发机构人士分析，植发是医美行业里为数不多非常标准化的手术项目，标准化到规范手术的话，整体的效果差别非常小。
一些行业初入者便凭空编造了吸引眼球的概念，加密技术、FUE1.0、FUE2.0等。蒋文杰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植发技术发展至今，只有FUE和FUT两种手术方式。
而成本提高，价格没有变化，意味着利润在被不断挤压。以广州一家门店为例，时下一个月的水电费已经与几年前每月的房租费用相当。
整个植发行业的暴利时代在此时已经结束了。日趋提高的成本中，还得算上广告投入。身边不知不觉围绕着很多植发广告，应该是近些日子很多人的共同体验。在北京很多小区，一走进电梯，就是扑面而来的植发广告。广告中，植发后头发浓密的男士交叉手臂，展露出成功人士的标准笑容。
一位植发连锁机构品牌部负责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，广告投放规模扩大了至少3倍,“以前，一个城市大概投放几百块广告牌，现在都是几万块得投”。
2013年，广告推广费用翻了五番，手术费却不升反降，从每植发1单位毛囊20元减少到15元。张玉说，当时行业内的植发机构也在想方设法赚钱，羊毛终究出在羊身上。比如手术过程中，需要注射一些物质效果更好，手术后，需要进行一些护理，头发生长的情况更好。这些隐形的消费就增加进来。
铺天盖地的广告背后，也是资本的堆积。上述植发机构人士分析，投资方直接控股运营，一方面能说明其看好这个行业，另一方面也觉得可用有限的资金撬动这个市场。
植发行业比较特殊的一点是，基本上没有耗材。手术中所用到的毛囊来自于受众本身，相当于自产自销的耗材。成本投入主要为利多卡因注射液、纱布、器械耗材等。“如果控制得好，这些成本费用大约占比2%到3%。相比于其他医美行业，可以多出来20%的利润空间，这些利润被用于投放广告。”上述植发机构人士对《财经》记者分析。
有一些植发机构的获客成本已经上涨到了1万多元。这么高的广告投入可能基于一个基本的判断，就是觉得整个行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可以统一化。“一个百亿元量级的产业，广告投入快占到十几亿元，整个产业到了一个虚火比较盛的阶段。”李巍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业内人士都希望，整个行业不要陷入低价的旋涡，能够回归医疗服务本身。
不过，在这个已经挤满了同质化竞争者的赛道里，或许没那么容易实现。
（文中王木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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